奥门新浦京下载app浙江法院反规避执行“亮剑”生威

“顽疾”不破
战鼓不息——浙江法院开展基本解决执行难攻坚竞赛纪实来源:人民法院报发布时间:2017-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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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下一屁股债不还,屁股底下却坐着豪车。这种社会现象最让群众愤愤不平。
严某就是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限高令一号名单对象。当他驾驶宝马轿车出现,法院立即出击,根据公安机关提供的轿车运行轨迹“按图索骥”,一举布控。查实其座驾宝马虽登记他人名下,但他经常驾驶,便依法拘留。最终宝马车主以车辆担保偿付严某的债务。
针对被执行人长期使用未登记其名下豪车的行为开出“限驾令”,是浙江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擂台赛上发现培育的新招式,在全省推广后屡建奇功。
据了解,今年2月浙江高院部署开展全省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攻坚“擂台赛”活动,以第三方评估指标为指引,通过分层选拔、分批参加,定期“擂台”晒成绩、晒亮点、晒方法、晒措施,高院院长和代表委员等坐镇点评、现场打分,掀起了执行破难新热潮。截至目前,全省已开展三次“擂台赛”。
在全省各级法院努力下,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成效显著。据统计,今年前三季度,全省法院执结案件数37.38万件,同比上升19.81%;实际执行率69.57%,同比上升24.43%;标的到位率63.49%,同比上升21%;终本率30.43%,同比下降24.43%。
旗帜竖起来 战鼓擂起来
“安吉法院,你院提出今年的目标是办理执转破案件20件,请详细阐述如何保障审判力量?”
“岱山法院,你院提到今年已向纪委通报17件涉特殊主体执行案件,现在效果怎么样?”
“萧山法院,从质效数据上看,你院有些是领先的,比如人均结案数168.28件,但有些不是很理想,比如标的到位率,说明为什么?”
……
浙江11家法院征战第二轮“擂台赛”时,院长们亮绝招、晒成绩后,都当着现场直播的镜头接受了浙江高院院长陈国猛的提问,并现场作答、现场点评和打分。
为给全省法院交流学习,互相启发执行工作思路的机会,奖优促后,激发全省法院争创一流成效的斗志,浙江高院已经成功“打擂”三次,共有3家中院、33家基层法院的院长先后登台“打擂”。
据了解,比赛每三个月举办一次,分自荐、初选、考核和决赛四个阶段。先由各法院自测自荐,再由各中院组织“打擂台”初选并向省高院作出推荐,省高院以第三方评估指标为依据考核各中院推荐法院,考核内容包括规范执行、阳光执行、执行质效和执行保障、监督管理等5个方面34项67个指标,最终产生参加全省“擂台赛”的法院,可谓“优中选优”。
在征战中,海曙法院通过定位“法官眼中的执行难”、聚焦“当事人眼中的执行难”、围绕“社会公众眼中的执行难”,破执行不力之顽疾,赢得八方支持。平阳等法院大力加强执行指挥中心实体化运作和执行事务中心建设,走在全省前列。秀洲、永康等法院联合公安部门设立人民法院驻拘留所矛盾化解工作室,有效促进了案件执行和矛盾化解,成效明显。安吉、柯桥等法院大力开展执转破工作,消化了大量案件,有力助推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岱山法院立足海岛实际,陆海协同发力,灵活采取“候潮执行”等执行专项行动和“放水养鱼”等柔性执行措施,大大提高了涉渔案件的执行效率……
省高院领导、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等领导、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记者律师代表等坐镇现场,根据发言情况提问,并为参赛法院打分。
整个“打擂”不仅全程视频直播,浙江高院还在赛后向全省通报,表彰了取得优良成绩的法院,并推广好做法、新经验。
云和法院率先在全国首创限制被执行人驾驶小型汽车的“限驾令”,并开发“限驾令”APP应用程序,经第二轮征战在全省推广;
义乌法院探索排污权执行,与环保部门、人民银行达成共识,将排污权作为一项可供执行的财产权加以执行。经第三轮征战在全省推广;
江干法院利用行政执法配套的停车定位系统,对被执行人车辆进行查控,有效提高执结率,经第三轮征战在全省条件具备的地方推广。
“以点带面”破解难题
红旗飘飘战鼓擂。争先创优,以点带面,全省法院在活动中发挥集体智慧,相互学习借鉴,有力推动了工作创新。
院长们亲临一线,靠前指挥。台州中院在全市开展“两挂一包”活动,即中院院领导对本院超期未执结案件实行“挂牌”包案,对基层法院超期未执结案件实行“挂号”督办,第三方评估要实现“包通过”。绍兴中院建立了领导包案下沉制度,对每季度排查出来的“骨头案”“钉子案”,由院领导跟踪处理,蹲点督导,一包到底。
丽水中院针对全辖区2013年以来的未履行完毕义务的有公职的被执行人,在报纸、电视和微信公众号上统一发布履行公告,督促其在15天内履行,并将情况通报所在单位及纪委组织部,网络媒体转载后一天的点击量就突破十万,不到一个月共有49名有公职的被执行人履行标的额1177万元,结案124件。温州中院还开发了特殊主体被执行人身份比对系统,极大提高了比对身份的效率。目前已审查“两代表一委员”41批次2685人,发现失信涉特殊主体被执行人59人,经反馈后否定52人候选资格,促使11人主动履行义务或和解。
宁波中院针对部分执行不能案件,借助该市建设国家保险创新综合试验区的政策优势,正在探索引入保险制度化解矛盾,从法院上缴财政的刑事案件罚没款、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中提取部分资金作为保费,由宁波市政府或宁波中院作为投保人,刑事附带民事、道路交通事故等涉民生案件中的申请执行人作为被保险人及受益人,对执行不能的标的金额予以一定保险赔付,赔付范围限人身损害赔偿部分。现已经最高人民法院同意进行试点。
总结先进法院破解送拘难经验,浙江高院与省公安厅联合下发《关于做好司法拘留社会矛盾化解相关工作的通知》,就在拘留所建立司法拘留社会矛盾化解工作室达成一致,目前全省已有26家法院与当地拘留所建立司法拘留社会矛盾化解工作室。
同时,执行服务专区建设快速推进,目前一半以上的法院已建成执行服务专区,取得了增进当事人理解、减少信访,有效整合资源、提高效率的良好效果。到今年年底,全省法院将全部建成执行服务专区。
“执破衔接”疏流积案“堰塞湖”
随着大执行格局确立,社会各界支持力度前所未有、执行强度前所未有、创新推动前所未有。浙江法院从破解被执行人难寻、财产难找、难处置,到破解执行不能。
在“打擂”时,不少法院关注通过“执破衔接”为积案“堰塞湖”疏流减压。萧山法院依托萧山区全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有利契机,单独设置破产审判庭。同时细化执行分配与破产程序衔接措施,在执行局与立案庭、破产审判庭之间建立起顺畅的执破衔接机制。
安吉法院有历年终本且以企业为被执行人的案件达3000件,每一年度又新产生大量终本案件,越积越多成为沉重的历史包袱。为此,该院对外将进一步强化政府职能,推动县委成立企业破产风险处置工作领导小组,由县长任组长推动执转破工作问题的解决。县政府设立破产管理人专项资金200万元,解决无产可破案件的启动资金难题。对内大力推进破产案件专业化审判,强化破产审判庭与执行局工作对接,每个重大案件均由院领导牵头,合议庭由破产审判庭和执行局员额法官交叉组成。并把执转破审查作为终本案件退出的最后一道审查关口,凡符合执转破的,不能“一退了之”。今年计划办理执转破20件,每位院领导至少领办一件。还将进一步研究探索个人信用破产机制,进一步排泄失信“堰塞湖”。
“执转破工作是消化长期执行未结案的重要途径,各级法院要从有序清理僵尸企业、优化市场资源配置,司法为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保障的高度,花大力气来推动执转破工作。”陈国猛多次指出。浙江高院在总结各地执转破实践经验基础上,日前再次下发通知,要求对符合执行转破产条件的案件“应移尽移,应立尽立”,明确各中院2017年度应完成的执转破案件总数,全省全年至少完成1134件,省高院年终对移送破产审查数量、受理数量进行考核和通报。
近一年,全省法院对符合条件的案件做好“应移尽移,应立尽立”,执行移送审查破产案件700余件,超过破产审判部门受理案件数的半壁江山。仅温州市瓯海区法院1至10月执行移送破产案件数达127件。

9月7日下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全省法院反规避执行专项活动的期中考试成绩单。截至8月底,浙江法院执行标的清偿率为67.78%,同比增加13.87个百分点,实际执行率60.75%,同比增加6.17个百分点,民商事案件实际履行率79.87%,同比上升7.44个百分点。列入清理范围的4306件重点案件,已经执结3194件。
在专项活动中,浙江法院用足用好法律措施,严格落实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财产报告制度,并提前对“老赖”打好预防针,在采取强制措施之前,书面发放执行告知书,重点强调不及时履行债务的后果和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从而警示和督促其自动履行义务。对于拒不履行执行义务的“老赖”,全省法院依法追究迟延履行责任。活动开展以来,已拘留被执行人2132人,罚款95件,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或非法处置查封、冻结、扣押的财产罪25人,有效地震慑了规避执行的被执行人。
在主动“亮剑”的同时,浙江法院还积极整合各方资源,借助外力围剿“老赖”。各级法院积极落实省纪委、省监察厅与省高院建立的案件通报制度,将被执行人为党员、公务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特殊主体案件向有关单位进行通报。绍兴中院通报了61人、205件涉特殊主体未结案件。金华中院通报67件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有12件案件执结,到位标的额达145.03万元。为推动执行查控合力,浙江高院和省公安厅连续三次联合发文,各地普遍建立公安机关协助执行工作机制,在被执行人及其财产的查找和控制、机动车辆查控、限制出境、打击拒执罪等方面开展有效协助。
日前,北京世纪飞天广告有限公司向浙江高院执行局寄来感谢信,称在没有熟人帮忙的情况下,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将历时4年的老案圆满执结,始料未及。感谢信还说:“从法院执行,增强了我们对中国法律的信心和依靠。”
北京世纪飞天广告有限公司申请执行杭州华人广告公司一案,本是由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委托江干法院执行,标的额15万余元。但江干法院没有当做分外事。2008年6月立案后,执行法官通过查询银行等,均未查找到可供执行财产,还将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娄某报公安机关进行布控,也无果。后查明,被执行人数次变更公司登记注册地和办公地址,且杭州华人广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娄某的妹妹,她借用娄某的名字办公司,欠债后就搬迁办公地址转移财产规避执行。
在专项活动中,江干法院向娄某发出了限制高消费令。2011年8月11日,娄某打算乘飞机前往广州,在杭州机场安检时被机场民警扣下,被法院带回并处司法拘留。在法律震慑下,娄某的妹妹履行了全部义务。
限制高消费,在浙江已蔚然成气候。截至目前,全省法院共对1597件案件的被执行人发放限制高消费令,已经执结338件。
“老赖”受限的还不止高消费,在执行征信机制下,“老赖”的融资、投资、经营、置产等处处受限,其失信成本不断加重,对规避执行的被执行人形成了有力的执行威慑。浙江全省法院超过3个月未执行的被执行人都登上了信用浙江网。杭州中院与建委下发联合通知,限制被执行人招标、投标;温州中院在市政府的支持下,实现被执行人信息与全市个人信用信息系统的对接;舟山中院在工商部门的配合下,对被执行人采取限制担任企业高管、限制评定工商荣誉等措施;瑞安法院会同市工商局建立执行“黑名单”制度,对列入“黑名单”的被执行人,限制进行企业、个体工商户设立登记。

(孟焕良)
记者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了解到,自2017年7月浙江法院联合公安机关启动司法拘留社会矛盾化解工作联动机制以来,目前全省拘留所社会矛盾化解工作开展率达41.15%,化解成功率45.39%。
司法拘留是人民法院对不履行法定义务被执行人采取的重要强制手段。对被司法拘留人全面开展社会矛盾化解工作,是人民法院和公安机关共同肩负的责任。院所合作机制就是通过发挥拘留所的职能作用,对被拘留人开展说服教育工作,依法督促其履行相关义务,化解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矛盾纠纷,真正实现进入执行程序的案件案结事了。
据介绍,早在2007年,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和省公安厅下发意见,就全省公安系统协助法院查找被执行人财产、控制被执行人、扣押被执行人财产等事项作了明确规定。十年来公安机关协助法院控制大量被执行人及相关财产,有效节约司法资源,降低执行风险。还创设了全国特有的全省公安“点对点”协助布控下落不明的被执行人的省域协作机制,三年半共抓获被执行人57110人,由此直接执毕18510件案件,到位标的20亿元。但限于执行干警时间、路途、精力等因素限制,也有相当数量辛辛苦苦抓到的被执行人因工作不够细,并未能促使其尽能力履行义务。为此,浙江高院与公安厅达成院所合作机制,全省法院和各地拘留所之间紧密合作,加强案情对接和信息共享,为拘留所全面开展矛盾化解工作提供法律支持,并借力包括基层组织和律师、人民调解员等在内的力量参与矛盾化解。
据了解,永康市拘留所社会矛盾化解中心和永康市人民法院派驻拘留所调解工作室自2016年11月成立,一年来共成功化解司法拘留矛盾纠纷176起,提前解除司法拘留184人,涉及金额1.2亿元,当场履行2650多万元。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与拘留所间建立专线连接,实现视频语音双向传送,省去办案法官往返拘留所“两头跑”,已对13件案件当事人远程调解,让21人次的被执行人家属通过视频会见方式协助化解矛盾,通过视频联线与远程文书传送,节约用车100余辆次,减少出警300余人次。舟山定海、普陀、岱山看守所则利用刑事审判庭远程开庭系统,实现外地法院布控的被执行人与外地法院承办法官的远程视频对话与会见,提高工作效率,同时对矛盾化解情况进行视频固定。